司马迁对“六艺”的考信，更为深刻地表现在揭示经文文本后面蕴含的意思。《尚书·西伯戡黎》记祖伊谏纣未果而返，云：“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既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此几句经文意为：纣之罪多得积累到天上去了，怎能要求上天再赐予天命？殷王朝将要灭亡。纣王的所作所为发展下去，还能不毁灭自己的国家吗？司马迁以“纣不可谏也”一语取代经文。[60]司马迁所言，并非经文字面意思，而是阐发经文文字后面所蕴涵的意思。纣王积恶甚多，为上天所弃，当不可再谏。司马迁的取舍，可谓深得经文意旨。又，司马迁引《西伯戡黎》言明殷纣王乃荒淫乱政之暴君，将被天所弃。但为什么失民心者必将亡国？要说明此点，还需要有另一层思想，即积善累德者必得天命。汉代今文家亦注意到这点，却以虚妄之语加以附会。如《尚书大传》云：“文王至磻溪，见吕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钩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检德，合于今昌来提’。”今文家以为天降符瑞，授大命于文王，令太公吕望相佐。此类虚妄之语，司马迁俱弃之不用。他致力于从人事上说明文王得“天命”的原因。他说：西伯“阴修德，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又以“互见”之笔法，在《周本纪》中举“西伯善养老”，贤明之士往归之，以及西伯决虞芮之讼等史实，以明“西伯盖受命之君”之缘由。应该指出的是，此类有德者得天命的思想，在儒家其他文献中是能够见到的。但是，司马迁在这里所作的叙述，并非因为经典中有这样的思想，而是出于表达自己思想的需要。他以经文作者思考的问题为出发点，揭示其没有表达出的思想，进而通过经文思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