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俗中求雅的新潮之风首先在苏州的士人阶层中兴起，随后便有大量人效仿，无论是商人还是小民，都喜欢学着读书人穿一领“苏样”服装，在家里置一方案台放置文房四宝，有时装模作样把玩一阵镇尺笔墨，不论是否通晓文墨，甚至不论是否能识文断字，都算是能紧随潮流，附庸风雅一番。但是中下层阶级因为受教程度有限，审美风格、气质仪态都难以效仿完全，常常被恃才傲物、向来自满的读书人讥讽为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士人倡导的清雅之风在晚明大肆盛行，江南地区的简洁雅素文化，甚至影响到了宫廷的装饰风格，江南特产的文人家具，以古色古香、细致优雅为名，晚明时代这种家具普遍见于京中达官显贵之府，与理学文化追求的格物穷理、清心致知理念不谋而合。
平民阶层的活跃使得晚明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心迅速下移，唐宋时期诗词创作格式要求复杂、追求精神享受更多限于上流人士，相比而言，晚明百姓的精神世界就要丰富得多了。专门服务于平民阶层的戏剧小说层出不穷，戏剧创作到了万历时期已经形成临川派和吴江派两大派别，临川派代表人物有汤显祖、冯延年，吴江派有沈璟、冯梦龙。这些戏剧大都反映了普通市民的美好生活，大胆歌颂爱情、张扬欲望、表达人性，倒是与西方同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果说戏剧还有一定的条框约束，那么小说一定最能代表晚明市民文化的成果，明代小说内容广泛、笔触大胆，创作风格多样，作品异彩纷呈。最最能够反映时人内心追求的，莫过于世情小说《金瓶梅》。虽然《金瓶梅》名义上是以两宋之交为时间背景展开讲述的，但是反映的却分明是晚明时期的百态万象，内容尺度之大、揭露之狠让现代人都不得不叹为观止，由此可见晚明社会的多元形态和绚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