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怨施书记，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相处得不错，我说的是体制方面的问题。有的党员教师不把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放在眼里，常常弄得我很尴尬。我想：如果认为我没有当系主任的资格，可以撤换我；如果认为我勉强可当此任，就应当在工作中与党员系主任一视同仁。就我自己来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些事更清闲嘛。但这不是对我个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党外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当然包括川大，需要蔡元培那样的人来当领导。这一点我曾和一些同志讨论过，有人认为这是旧观念，旧的教育思想在作怪，但我问过一些熟悉苏联教育的同志，他们说苏联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都是教授、专家，不像中国是小知识分子当家。我们不是说要向苏联学习么？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不学？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办不到，现在确实是办不到，但现在虽然办不到却应该朝那个方向走呀！川大党委里也有教授、专家，但他们是配角，可能因为他们是地下党，不是从解放区来的吧。”因此，他认为在川大一直是“官风压倒学风”，重“官”轻“学”。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他赞成“教授治校”。他说，“教授治校”绝不是要党委“退出”高校，这不行，“政治上当然应该由党委领导，但有关教学、科学研究，有关学术的大事应当由‘教授委员会’做主，至少是和党委共同来做主。这样才能把学校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