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军饷供给之困难。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它的利润分配办法中。创办之初，章程即规定以利润的30%报效黑龙江将军衙门。总理衙门还另加规定：“将来金砂果旺，规模日益扩充，应如何开拓变通，以裕饷源之处，届时察看情形，再行酌办。”果然，到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以“出金甚旺”为由，提出：“当此库款奇绌，应令设法多提，借济饷需”，强行把漠河金厂的军饷报效比重提高到十二分之五。此后，又以摊派赈款名义加重勒索，使漠河金矿在1892-1895年的4年中，军饷和赈需报效高达82万余两，内中包括：“报效黑龙江军饷银53万余两，北洋军饷银10万两，又奏明提充江省赈需银八万九千余两，北洋赈需银六万七千余两，又追缴袁大化二十一年（1895年）花红归入江省充公银三万六千两。"1896年，袁大化被参，查办大臣吉林将军延茂与新任督办湖南候补知府周冕，以为历届余利分成“商人利息过优，提饷之数太少，奏改新章，不计局用，漠河金沙以六成报效军饷，观音山金沙以八成报效军饷。”并随即将1895年“所获余利概行提充军饷；嗣黑龙江将军，又以历年积存粮货杂项余银22万余两，分拨直隶、黑龙江两省助赈。于是，厂存各款悉数归公，股利从此大减。”由于竭泽而渔的强行勒索，加之周冕管理失当，矿务自此渐衰，1896年产金大降至2.7万余两；1897年产金量虽有所上升，亦只有3.4万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