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鲜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167]
殷侑的这些建议被穆宗采纳了。有唐一代的科举考试对史学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宋初，科举考试亦设“三史”科目，与“九经”“五经”“开元礼”“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并列，“三史”科要“对三百条”[168]。后来“三史”科有被轻视的趋势，于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上奏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覈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169]这是强调不仅重视对于历史知识的考试，而尤其要重视对于运用历史知识来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南宋半壁河山，人们强调对于三国、六朝、五代历史的研究和对于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是极为自然的。这个建议也被宋孝宗所采纳。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在唐宋皇朝，史学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是受到相当的重视的。顾炎武赞叹唐代以史学取士的做法，认为：“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170]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