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之变，唐臣贵如宰相陈希烈，亲如驸马张垍，皆甘心从贼，觍颜为之臣，此即处以极刑，岂得为过？乃广平王收东京后，希烈等数百人押赴长安，崔器定仪注，陷贼官皆露头跣足，抚膺顿首于含元殿前，令扈从官视之，并概请诛死。李岘争之，谓非维新之典，伪官内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概处极法，恐乖仁恕。况残寇未平，尚多陷贼者，若尽行诛，是益坚其从贼之心。乃议六等定罪。（器、岘等传）《旧书》谓岘此奏全活无算。《新书》亦谓因此衣冠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皆岘力也。是皆以器为过当，岘为持平。按是时萧华自贼中归，奏云，仕贼官有为安庆绪驱至河北者，闻广平王宣恩命释放，皆相顾悔恨。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又摇。（器传）李勉亦奏肃宗曰：“元恶未除，点污者众，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盗也。”由是全活者众。盖当日时势或有不得不从轻典者，然一时权宜，用以离携贼党则可，若竟以岘所奏为正论则非也。堂堂大一统之朝，食禄受官，一旦贼至，即甘心从贼。此而不诛，国法安在！乃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何也？……盖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未尽改，颜常山、卢中丞、张睢阳辈，激于义愤者，不一一数也。至宋以后，始知以忠义为重，虽力所不及者，犹勉以赴之，岂非正学昌明之效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