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是在我党发表“八一宣言”、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初期。这时的突出表现，是连续发表了《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民族解放大学校》、《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文章，特别强调唤醒、团结和依靠“被压迫大众”，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且比前几年更进一步，公开走上“抗日救国”第一线，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亲自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充当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宣传抗日；回国后又在普遍宣传、推广抗战教育的基础上，艰苦创办育才学校。这样，就不单使他的生活教育主张和当时我国主要历史任务——抗日救国紧密结合了起来，而且把他的努力和希望都着重面向了被压迫的工农大众。
第三步是在四十年代前半段，在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公然掀起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的高潮及日本投降后更进而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几年间。这时，他不仅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群众一同奋起反对分裂倒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专制独裁、争取和平民主；不仅比以往更公开地强调反对由“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赞扬由“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民主”；实际上还超越新民主，比以往更明显地提倡和宣扬了好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质的重要主张。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