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意识空前强化，文化“民族化”或“中国化”的认识与实践也更为明确、更趋自觉。如在文艺领域，“民族形式”问题引起广泛讨论，出现了许多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新兴的各门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等，也纷纷提出了“中国化体系”的建设目标，并取得了可喜收获；政府方面，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解放区政府，都明确强调了“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文化意义，对之予以大力的提倡。特别是在中共方面，这种文化自觉还产生了巨大的硕果：毛泽东思想得以最终成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的明确任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9]的卓越认识，并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完善。所以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它“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