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吏治不贤明的弊病，董仲舒认为选举不当是原因所在。他批评了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之后，就可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如此尽心尽力地求贤，朝廷就可利用天下贤士，发挥他们的才干，发扬他们的品德，以达到太平盛世，统治者也将可以追赶尧舜禹之美名。
兴太学、重选举在董仲舒看来，也就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了。这两者不可偏废，且必须在一种统一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它们的作用才能得以发挥。他认为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师异道，人异论”会使“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主张。如此，“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
“三纲”“五常”二词源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但二者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涵义则源于先秦儒家大师孔子和孟子。《论语·为政》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三国时期魏国的玄学家何晏于此引东汉儒学家马融之言，说：“所因，谓三纲五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