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伴随着市场经济从根本性的经济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社会出现了时代性的价值动荡。这一价值动荡从属性上说，与五四时代颇多相似之处，然五四时代这一价值动荡基本上是在文化思想层面上发生的，而今天中国的价值动荡，却是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的渗透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动荡。在这一动荡中，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现代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新威权主义等各种思潮，标示了中国思想界的活跃。中国的文学创作，作为敏感的情感对应体，在这一动荡中，由于不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承载中国民众精神情感的价值指向，为中国民众提供审视现实精神情感价值困境的力量，所以，日益边缘化了。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之所以如此，是与中国文学创作界主体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局，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价值资源的来支持自己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缺失，又是历史的既定形成。
面对这一既定形成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困境，中国文学创作不能再以原有的观念去面对新的现实并给以表达，而急需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用全新的观念去审视现实，创造文学的世界，并为此为民众提供精神情感滋养。在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时，读万卷书——汲取思想界的成果是一个方面，行万里路——从变动着的现实世界中汲取营养，改变、构建自身的观念形态，是另一方面。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中，我们看到了忠延先生所提003出的客体散文创作之于现实的迫切意义。那就是，不是用原有的或者预定的作者心目中的价值指向来形塑、评判自己所写的对象，而是在对象中汲取营养，重新构建自身，且又在重新构建自身中，形成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表达，对所写对象的更为深刻的再现。由于所写对象的各不相同，且在这写作中，使作者时时地改变着自己，自然使作品不会有篇篇重复之病；也由于不同作者虽然所写对象虽然同一，但不同的作者是在与他人不同的自身原有的“前结构”中，相遇同一写作对象，所以，不同作者自身在相遇同一写作对象时，“前结构”的不同，也使作者之间不会相似——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仍然是作者独立的主体力量，而不是用“整体”的观念代替自己的“前结构”，如是，具有不同“前结构”的作者，在面对同一写作对象时，其笔下的形态自然各不相同，风格即人，这一结论仍然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