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报纸，长叹一声。
妻唉声叹气道：“太惨了。东升真糊涂，人都抓住了，交给公安机关多好，这下弄了个二进宫。东升为什么就不知珍惜呢？但愿他下次出来能明白这一点。”
自由好比一个生灵，它能给人添上飞翔的翅膀，但绝对不能不好好待它。东升获得自由后，根本没把它当回事。这个孩子终于死掉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东升出来后再养这个孩子，还来得及吗？我没有对妻子说破这一层，好让她对从前的一个朋友存点希冀。
当晚，肖英来了，对我说：“东升很想见见你。”
第二天上午，我在拘留所的小号里见了东升。他人虽憔悴，精神还没垮掉。我只是反复劝他安心服刑，争取提前释放。
临走了，东升对我说：“早知今天，年初应该把那五亩地卖掉。姓白的一上台，卖了地就没你的回扣了。那台电话，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吧。”
我听得眼眶一热，捉住了东升的手。
东升扑在我身上，嚎啕大哭起来。
§一
时隔四十年，狗娃还能清晰地记起那双“死的眼睛”，如果他愿意想，如果广播上又在播送中日友好的新闻，如果独生儿子又在用那个日本产的收录机听香港、台湾、不管什么地方的流行歌曲，那双“死的眼睛”几乎立刻就会现出形来，变得可感可触有灵有性，似乎在提醒狗娃不要忘记四十年前那惨绝人寰的一天。不用提醒，他也忘不了。秋雪嫂嫂临去时僵在嘴角那一抹惨淡的笑，自他八周岁生日那天，就在他的脑海里永驻了。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挨个看煞庄那些用青砖或红砖砌成的院落，最后独自走到村子中央的一块石碑前默默地伫立很久。这座墓碑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纪念那死难的二百三十八个村民建造的。在与敌人的肉搏中，他们毙敌十六，伤敌八名，其中包括煞庄据点的最高日军长官——芥川龙小队长，而仅隔二十年，这座墓碑就被冷落了。煞庄也要拓宽路面，这座碑就要搬家了。四十年过去，煞庄竟变成了一个小集镇。在一片辉煌的灯火中，在响成一片的织丝绸的声音里，狗娃面对看石碑，仍能清楚地分辨出那一群人的眉眼和声口。万石斋五爷、秋雪嫂子、大炳哥，还有疙瘩大伯……那一年，他只有八岁。那一天，注定要追随狗娃一生，直到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