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去世后，佛教便又重新获得了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为扶持佛教，靡费大量财力、物力兴修寺塔，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绣柱金铺，骇人心目。随着僧祇户、佛图户的设立，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寺院用各种手段侵占公私土地，或依仗权势，强行霸占；或以宗教为幌子，巧取豪夺。到北魏末年，洛阳城内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城如此，天下州镇亦然，寺院兼并土地之激烈，比之世俗大地主毫无逊色。寺院还荫庇劳力，出现了“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7]的状况。尽管统治者多次颁布诏令限制度僧人数，但并无实际效果。至于统治阶级的巨额赏赐、信徒的无偿施舍，更是成为寺院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本。佛教滥觞如此，自然给封建统治带来种种不利因素。在这种状况下，也必然再一次发生反佛行动。
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后，偏居关中一隅之地，地狭民贫，人口不足千万，和北齐相比，国力大相悬殊。为达到消灭强齐、统一北方的目的，北周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如推行均田制，遏止土地兼并；建立计账和户籍制度，保证政府收入；将府兵征募对象扩大到所有均田户，开拓兵源；释放奴婢、杂户，增加编户人口；推崇儒学，稳定思想等等。然在一千万人口中，僧尼竟有百余万，且荫庇劳力，广占土地，从而使得北周的经济、政治措施收效甚微。因此，当还俗僧人卫元嵩提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建议时，周武帝自然十分乐意接受。加之僧人力倡佛教为上，与周武帝推崇汉族传统文化的意见相悖，便引发了北朝历史上的第二次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