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⑼
据此，孔祥吉指出：“近年来，随着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深入，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重要作用表示怀疑；还有的认为，康有为本来不是变法运动的主角，康的作用似乎是政变后他和弟子梁启超大造舆论而得到的等等。当我们阅读唐氏上述日记后，这些所谓的‘新论’便会不攻自破了。”⑽唐垣日记所披露的康有为“‘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说明康有为在变法期间的重要建议，非但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而且作为迭次谕旨颁行。可见，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确是言听计从。那种认为光绪皇帝对康氏‘关系暧昧’，‘并非言听计从’的观点实在是局外人之谈，与事实不符。”⑾
孔祥吉是著名的戊戌变法研究家，对清末日记的研究颇有心得。遗憾的是，由于研究方法的落后、观念的陈旧，使“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如果回到戊戌变法现场“走”一趟，就会发现，身为基层官员的唐垣所记载的康有为“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流言的记录。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写道：“正月以来，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众口哗然，谣言四起，多由显者口中传出，故信之者众；弹章纷纷不绝，至此时（指召见康有为）以后更甚于前矣。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内言传于外，外言又传于内，愈出愈奇，不值识者一笑。”⑿有些谣言更是离奇，如京中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有老迈昏庸之堂官、司官“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对于唐垣的《留庵日钞》的真实性，孔祥吉也认为不可盲从，他承认：唐垣所记“并非……原始档案，故而亦有其失误处。”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