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设置的不尽合理，还直接导致了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与概念化。楚怀王虽然在剧中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他作为楚国的国王，却是各种矛盾的最高裁决者，完全将这一人物描述为任凭南后摆布的木偶或“道具”，不仅使整部剧作的悲剧内涵大打折扣，而且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如果南后与怀王的关系果真是这种摆布与被摆布的关系，南后还有必要担心失宠于怀王而费尽心机地陷害屈原吗？又该怎么解释此前怀王信服于屈原提出的“抗秦联齐”战略，一再拒绝张仪的游说呢？至于剧本的中心人物屈原，由于作家倾力将其塑造为一个近乎“高大全”的历史伟人形象，其性格特征也给人以鲜明有余、丰厚不足的印象。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艺术形象“固然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更耐人咀嚼的思想艺术力量，也是显然的”。[4] 作家虽然将他打造成“楚国的栋梁”一类杰出的政治家形象，但通观全剧，屈原却没有表现出独特的政治才能。他在遭遇陷害后的“发疯”和那激情澎湃、诗情横溢的“雷电独白”，都不是面对危机的斗争策略，只是他主观情绪的宣泄；至于他在婵娟死后对“卫士甲”的问话：“你今后打算要我怎样？因为我现在的生命是你和婵娟给我的，婵娟她已经死了，我也就只好问你了。”又是否露出了些许凡夫俗子的 “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