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哲学不同，社会学主要从经验现实出发来把握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中，韦伯的观点经常被用来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比较。马克思的侧重点在于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其出发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文化。韦伯首先探寻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背后的精神渊源，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是现代社会得以理性化发展的发动机制。探讨文化、宗教的理性化与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两者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的。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中主要分析了新教伦理是如何引导教徒形成理性化的生活样式，而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样式又是如何把人们引向理性化的经济活动中的。韦伯认为，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教教派中，尤以17世纪传播于西欧主要地区的加尔文教(Calvinismus)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受路德教派影响，加尔文教也反对教会和烦琐的宗教仪式，但加尔文教最具特征性的教义“预定论”(Gna-denwahl)是路德教派所没有的。不同于路德教派的“因信称义”(sola fide),即因为信仰而得到拯救，“预定论”认为世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得到救赎，成为上帝的选民或弃民是早已注定的事，“若期望人的功与过能参与决定此种命运，即认为上帝自亘古以来拥有的绝对自由的决定会受到人的影响而有所改变，无非是痴心妄想”①。既然上帝的旨意不可改变，被上帝赐予恩宠的人身上的恩宠不会失去，如同那些被他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之不可获得恩宠。此条教义如此不近人情，甚至造成了信徒“个体内在的空前的孤独感”②。在救赎的道路上，牧师、圣礼、教会甚至上帝都帮不了他，信徒只能独行其道，去面对那自古以来即已注定的命运。“预定论”使得一切救赎之道就此断绝，一切巫术性的救赎手段都失去了作用，宗教彻底实现了“祛魅”(Entzauberung)。